坚持绿色发展，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初步建成绿色低碳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体系
文｜王毅
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既要履行国际承诺，更要顺应自身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
“十五五”面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碳达峰，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考核指标及管理制度的变化，背后是发展逻辑从“规模优先”向“系统构建”和“模式转型”的根本重构。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限制碳排放，而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中培育绿色新动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我们现在的对外承诺和任务以及这个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除了实现“十五五”目标，还需要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美丽中国目标以及2060年前碳中和进一步做好结构创新、布局和引领工作。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如何落地
规划提出，坚持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相结合，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与此同时，还需要完善碳市场机制，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
碳排放总量控制需要有抓手，地方需要碳考核，这意味着将来可能每年需要公平合理地分配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需要将目标分配下去，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抓手。地方政府可以抓大放小，优先抓住主要的高耗能企业和大户。
另一个重要抓手是项目的碳评价。规划提出，强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新建和改扩建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实施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这意味着一些新上项目如果没有碳排放的等量置换，其项目设立将会受到限制，这将是对今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一项制度。
未来碳排放总量指标如何分解、项目碳评价如何落地，将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按照目前计划，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仍有可能增长，考虑到区域之间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如何定量考核，需要创新管理方式和实现公正转型。
根据国际经验，碳总量控制需要建立清晰透明的碳预算制度，而如果没有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数据体系，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管理。当前，中国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地级市，并没有“能源平衡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不健全，将会影响到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等政策的精准落地。
要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及各利益相关方应逐步建立起碳预算制度。建立碳预算制度，可以充分吸取国际经验，进一步提高统计核算体系基础能力和健全指标体系，特别是在2030年后，碳排放从控制二氧化碳到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这将是一项长期工作，也涉及未来碳达峰之后碳排放稳中有降并力争做得更好的工作安排。
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过程中要严防数据造假。碳排放数据与其他常规污染物排放不同，并非通过监测获得，主要是依靠统计核算，因而会存在大量数据造假的空间，如果碳数据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碳市场等机制的有效运行和数据诚信。由此，必须要完善统计核算制度、明确数据主体的法律责任，对数据造假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同时根据各地发展阶段不同，要推动地方之间建立灵活的机制。目前我们主要依靠碳市场机制，在达峰之前，碳价无法发挥很大作用的情况下，要探索其他激励机制。如省间区域联合达峰机制，让先进地区带动后发地区，通过碳市场之外的其他排放配额、碳信用、绿色交易或者互相置换机制，更好地协调碳配额的分配和总量的使用，降低转型和减排的成本。
碳达峰是一场系统性变革，推进碳排放和强度双控的管理，也需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单兵作战”，这非常重要。双碳相关的工作，涉及发展改革、能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工信、财政、 统计等多个部门，需要有更高层更好的顶层决策统筹和多层面的协调机制，协同发力，避免政策“各管一段”或“一刀切”、相互掣肘，提高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水平。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2025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增量首次覆盖新增的全社会用电量。尽管去年有些特殊性，但从近几年的趋势来看，可再生能源增量覆盖全社会用电量增量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我认为中国有条件逐步实现新增用电量主要由新增非化石能源电量甚至可再生能源电量来覆盖，乃至未来实现新增能源消费总量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覆盖。这不仅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也能满足能源安全和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目标。
从能源需求来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2万美元时，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5吨-6吨标煤，参考这一用能水平及相关条件，中国作为大国，未来能源消费总量也将增长至70亿吨标煤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还将继续增长，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有利于实现新增能源由非化石能源覆盖，并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
“十四五”期间，中国电力及能源的快速增长趋势，对中国实现“十五五”节能降碳目标形成巨大挑战。目前，中国人均年用电量已经超过7000度，未来很有可能将超过1万度。按照这个趋势，以及中国终端能源电气化的转型路径，未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必须加快电源侧的更多由可再生能源来提供电力，并实现电力行业碳排放尽早达峰。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仍有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尽管当前对中国而言，算力中心用电相比总用电量体量并不大，但人工智能技术仍在快速发展期，尤其是近期“智能体”技术的突破，未来算力带来的电力需求仍有可能超出预期。
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不仅要考虑供给端电力生产环节的清洁化，而且是要电源、电网、负荷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推进，更多的资金要投入到系统能力的构建上。
近年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在非化石能源占比不断提高的趋势下，新型储能和电动汽车等发展迅速，供电紧张也得到极大缓解，表明新型能源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目前来看，需求侧的能力仍是短板，未来要更多激发需求侧的潜力，利用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完善，让价格成为引导用户用电需求的手段。要满足负荷的供需平衡，不仅考虑新增供给，也要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提高安全韧性，减少冗余成本，电价的市场化依然有巨大的政策工具空间。
譬如对居民电价而言，目前是阶梯电价为主。未来在保证贫困阶层人口的需求前提下，居民电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根据供需形势，探索更精细的电价机制，结合智能化管理的技术，发掘需求侧管理的抑制潜力，这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绿色消费。
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是分布式的，未来电网的发展，需要考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特点来建设。过去电力系统是集中式发展为主，但考虑未来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以及保证安全供给，电力系统必须走向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的路径。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言，不太可能用一个模式来推进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需要各个方向的试点，有的路径还不明确的情况下，要鼓励自下而上的探索创新。
目前的零碳园区、绿电直连等创新的试点示范，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业，探索不同模式。对这类探索，应给予更多政策自主权，允许其在管理体制、用能结构、运营模式、区内外协作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可验证的经验和商业模式。同时要避免“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式主义，真正让制度红利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实际成效。
近期的地缘风险事件表明，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然会受到外部影响，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面临更多机遇。对中国而言，要坚定走自己的路，建立新型能源体系，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方向，这也有助于中国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保证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也要扩大绿色发展合作，探索新能源经济、新自然经济、新海洋经济，形成更大范围更多参与方绿色转型的势头。
同时也要看到，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化石能源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是作为能源燃料，成为不断扩张的非化石能源发电的后备。另一方面，作为化工等领域的原料用能，也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对于这部分非燃料的化石能源利用，未来要靠碳汇等其他颠覆性技术及路径来降低碳排放。
这些部门也有提高利用效率、降低资源使用的空间，未来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再生利用水平，减少原材料的使用，提高可持续供应链韧性。实现碳达峰需要多管齐下，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
（作者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零碳时代》名誉顾问；编辑：韩舒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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